达尔文的斗犬
上文讲到在隐忍沉寂20年之后，达尔文终于于年12月将《物种起源》出版。如达尔文所料，《物种起源》的问世立刻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无数的科学家向进化论投怀送抱，大批的有识之士为进化论摇旗呐喊。这其中有一个人为捍卫和宣传进化论做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我们有必要特此介绍一下，他就是英国大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
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
赫胥黎与达尔文有相似的经历，他曾以随船军医的身份在大洋洲航行五年，回国后31岁时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赫胥黎和达尔文在年相识，后来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赫胥黎不遗余力的在舆论上支持达尔文的学说，他以“达尔文的斗犬”自居，是达尔文最坚定的捍卫者。在物种起源出版后两天，赫胥黎曾给达尔文写信，他信誓旦旦宣称，自己就算是接受火刑也要全力守护进化论。
赫胥黎才华横溢而又涉猎广泛，他不仅是伟大的生物学家，对文字也非常敏感。渊博的知识、极高的文学天赋加上专业的科学素养，使得赫胥黎在论战时总可以从容不迫、不受制于人，在此后关于进化论的诸多场战役中，赫胥黎始终是身穿铠甲、战斗在第一线的光荣勇士。而进化论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深入人心，赫胥黎居功至伟。
Trytolearnsomethingabouteverythingandeverythingaboutsomething.（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各门学问，并且尽可能深入地择一钻研）
——托马斯?赫胥黎的名言
赫胥黎晚年在英国皇家科学院任教时，他的一名生物学学生似乎继承了老师对文学的热爱，这名学生十几年后拥有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新闻人、政治家、未来学奠基人等一系列头衔，并尤其以创作科幻小说闻名于世，他就是声名赫赫的“科幻界莎士比亚”——H?G?威尔斯（也就是我们在之前篇章中提到过的《世界大战》的作者）。威尔斯对科幻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开创的“时间旅行”、“外星人战争”、“反乌托邦”等题材成为日后科幻文学的重要血脉。
百科全书式的作家——H?G?威尔斯（-）
在威尔斯经典中篇小说《时间机器》中，人类在未来分化为两个种族：生活在地上的爱洛伊人头脑简单，长相精致美丽，他们采集水果为食，每天主要的活动是游戏和玩乐；而生活在地下的莫洛克人狡猾残忍，生的面目狰狞，他们终日从事机械生产，嗜血成性，一到晚上便会出来捕食爱洛伊人。威尔斯对未来人类的颠覆性想象正是受到了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另外，在威尔斯的历史学名著《世界史纲》中，威尔斯又系统论述了从地球形成到生物和人类起源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球史”。可以说，进化论的思想指导着威尔斯一生的创作。威尔斯则承认：“正是在在赫胥黎的课堂上，我形成了一个清晰、彻底而有序的真实宇宙观。”
赫胥黎不仅造就了威尔斯这样优秀的学生，在培养家族后代方面也不遗余力，他的整个家族史恰如其分的诠释了遗传的强大力量：从老赫胥黎开始，赫胥黎家族在生物学、工程学、物理学等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外交、教育等人文领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是全世界罕见的名门望族。
在这个天才辈出的家族中，有三位孙辈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祖父。一位是朱利安?赫胥黎，他继承了祖父的意志，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也是现代进化论的创始人，他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做了一次完美升级。朱利安在年发表了著作《进化：现代综合》，这本书标志着进化论结束了一个争论不休的时期，也预示着进化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另外，朱利安还热衷国际事务，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任领导人。另一位安德鲁?赫胥黎则继续了家族在生理学方面的研究传统，他是电生理学的开山鼻祖，并因为在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于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
赫胥黎家族的第三代人才，《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
第三个赫胥黎声望更加卓著，他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文学天赋（父亲里欧納德·赫胥黎是著名传记作家，曾为达尔文、胡克等人做传），在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阿道司?赫胥黎。在这本书里面，赫胥黎描绘未来社会人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社会分工井然有序，所有的人都快乐的生活，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科学严密控制的结果，所有人的命运自出身起都已注定，大家也都欣然接受，在美丽的新世界中，人类变成了一群快乐的奴隶。
《美丽新世界》这本小说承载了太多的赞誉与荣耀。受家族文化影响，阿道司?赫胥黎在本书中对未来的生物学进行了精确的、符合科学原理的想象，因此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生命科学的硬科幻小说，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之一。抛却科幻元素，这本书还具有浓厚的哲学思辨及政治讽刺意义，因此与扎米亚京的《我们》及乔治·奥威尔的《》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至今，我们仍能在大量未来题材的艺术作品里看到《美丽新世界》的理念。
赛博朋克类科幻的巅峰之作——《黑客帝国》
实际上，在诸如《时间机器》、《美丽新世界》等二十世纪前期的很多科幻作品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进化论和遗传学的一些影子。而八十年代后兴起的“赛博朋克”类科幻作品，如《真名实姓》、《神经漫游者》、《银翼杀手》、《黑客帝国》等等，则进一步将进化论思想与人工智能、机器觉醒等主题联系在一起。这也正是体现了进化论在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屠刀下的神创论
虽然进化论的支持者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批评者也堪称兵强马壮。达尔文早年的导师汉斯罗、塞奇威克就对进化论颇为不满，整合生物学界因为进化论分裂成两个完全对立的群体。除了来自生物学内部的反对声音，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也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对进化论展开攻击。例如，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电磁学奠基人麦克斯韦对进化论就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生物不断进化，生物体的最小化学元素——分子——也必然不断进化。但实际上,每一粒同类的分子都具有同样固定的性质，可见没有进化发生。麦克斯韦是分子物理学的权威，而达尔文则对物理和化学知之甚少，因此他对如何回应麦克斯韦的质疑毫无头绪。
麦克斯韦提出的描述电场、磁场与电荷密度、电流密度之间关系的方程组，被誉为最美妙的数学公式之一，你是否能看懂？
另外一名大科学家，物理学全才开尔文男爵也对进化论极为不屑，开尔文利用地球的散热速度推测出地球的年龄是两千万年，他认为这么短的时间不足以支持进化慢慢悠悠的发生，因此，进化论有违热力学第二定律。现在我们知道，开尔文由于忽略了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因而大大低估了地球的冷却时间。但达尔文当时面对这个问题时却完全束手无策（有趣的是，这三个人死后竟然做了邻居，全部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段时间，虽然达尔文依然深居简出，依然与世无争，可当他面对这些科学界的指责却一筹莫展时，内心一定无比痛恨这些无事生非者。
英国物理学全才开尔文男爵，其一生都在反对进化论，去世后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与牛顿老爵爷的墓碑紧邻
更严酷的指责来自宗教界，19世纪中期时宗教势力在英国社会各个领域仍有很强大的话语权，例如，正是由于宗教势力的阻挠，英国大学一直不允许开设心理学专业，理由是“把人的灵魂放到量表上会侮辱上帝”。然而与此同时，受理性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冲击，传统宗教力量正急剧衰微：越来越多的人对宗教的保守与控制产生不满，这种思潮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中经常有所体现，从狄更斯、夏洛蒂、艾米莉到后来的艾略特、哈代，他们的作品中经常能感受到作者对摆脱宗教束缚的渴望及对个性自由的期盼。简而言之，宗教基石正在崩塌，但越是在这种时候，宗教势力越是要竭尽所能维持住摇摇欲坠的大厦。而《物种起源》是对《圣经》的全盘否定，在虔诚的教士看来，进化论将彻底颠覆基督教教义，因此他们把进化论视为头号敌人，并为达尔文冠之以“魔鬼的牧师”的称号。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对基督教来说进化论的打击力量到底有多强大。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古希腊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宇宙中心的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所有的天体都在围绕着地球进行运动。宇宙被划分为两个等级不同的区域：月球之上的世界和月球之下的世界，地球就属于月下世界，而月上世界则布满恒星和行星，这些天体在“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下，沿着一成不变的圆形轨道围绕地球运行，“第一推动力”是一切事物最后的目的和运动的最终原因，这就是神的力量。
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天文学家托勒密借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创立了一套非常完备详细的“托勒密地心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地心说”。而在公元四世纪左右时，天主教“圣师”奥古斯丁则将古希腊时期的宇宙观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他借用了“第一推动力”概念，指出所有的生物都是上帝创造的。生物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正体现了上帝这个伟大设计师的尽善尽美。上帝可不会虎头蛇虎只做半截儿工作，因此所有的生物一定都是完美的最终作品，不会再发生什么变化。在漫长的中世纪，“地心说”与“神创论”是基督教神学体系中最核心的教义，而生物演化的思想则与“神创论”完全背道而驰。
基督教的正统教义——神创论：上帝用7天创造世界
事实上，远在达尔文还没有发表《物种起源》之前，全世界大量的生物化石就足以证明生物变迁的存在。但很多科学家依然认为，生物体的复杂与完美，只能是来自上帝的伟大手笔。英国神父威廉?佩利提出过一种论证神创论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被称作为“钟表匠理论”，其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当你走在路上踢到一颗石头，你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那颗石头原来就在那里。但是，把那颗石头换成一块钟表呢？你知道，一块表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在那里，每块表的背后都有一个制造者。而即使是最简单的生物，也要比最精巧的钟表还要复杂得多。既然你承认钟表有制造者，为什么不承认生物也有制造者，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呢？钟表制作的越精美，说明钟表匠的技艺越高超，而生命是如此神奇，除了上帝，还有谁能胜任这么伟大的工作？
进化论与神创论的矛盾是如此之明显而尖锐，因此《物种起源》一经出版，神创论的支持者就挟着袭卷整个宗教界的气焰，炮火凶猛地攻击进化论。在进化论诞生后的两年，无数的期刊、报纸、书籍围绕进化论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方是忠诚的追随者，一方是强硬的反对派，双方互不相让，科学界出现了久违激情与火花。一场科学与宗教的激烈大战已经逐渐拉开帷幕，终于在年时，历史为双方创造了直接交锋的机会。
世纪大辩论
年6月27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在牛津召开，这次会议最大的主题就是进化论，几天会议中与会者用词激烈、情绪激昂、针锋相对，围绕进化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史称牛津大辩论，也被称作关于进化论世纪大辩论，英国开放大学的自然史教授詹姆斯·摩尔则戏称牛津大辩论与滑铁卢战役是19世纪最重要的两场战争。可惜，这次大辩论的主角依然不是达尔文，而是达尔文的忠实斗犬——赫胥黎。在这次大会之前，来自科学界及宗教界的反对者就已经定好了攻守同盟，他们要借助这次机会将进化论彻底铲除。由于消息早早就泄露出来，为了避免冲突，性格平和隐忍的达尔文拒绝出席这次会议，他躲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中不闻不问，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写作计划中。然而，如此光彩夺目的舞台怎能没有表演者？于是赫胥黎披挂上阵了。
在描述大辩论之前，我们先说一个重要的到会者。他就是带领达尔文出航的菲茨罗伊船长。二十几年前，菲茨罗伊因为很好的完成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任务，所以年纪轻轻就晋升为中将，后来他被派遣到新西兰做总督。菲茨罗伊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他为在新西兰推行新政补贴了大量私人财产，到最后竟然落到倾家荡产。后来他回到英国钻研气象学，成为气象预报学的开创者，并担任英国气象局局长。但是他实在命途多舛，50年代时妻子和17岁的女儿相继去世，导致他的精神近乎崩溃。
“气象”将军：菲茨罗伊（-）
菲茨罗伊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菲茨罗伊陷入深深忏悔，他认为是因为自己的环球航行带上了达尔文，才放出了进化论这个“魔鬼”。牛津辩论时，他泪眼摩挲的向听众控诉《物种起源》对上帝的伤害，得到的回应却只有嘘声和嘲笑，这次经历又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五年后，由于身患抑郁症，菲茨罗伊用刀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出资为他料理后事的，正是他一直痛恨的达尔文。
我们在这里专门提到菲茨罗伊，是因为很多关于进化论的书中都将他简单的描绘为一个对科学一窍不通的极端教徒，却不知道菲茨罗伊其实也是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因此，当年的小猎犬号上实际有两位伟大的科学先驱，除了达尔文，还有这位气象学的开创者，菲茨罗伊船长。
进化论与神创论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牛津大辩论
说回到牛津辩论，当年论战的高潮出现在第四天，这天牛津主教兼女王赈济官威尔伯福斯大主教来到现场。威尔伯福斯一直以口若悬河、能言善辩著称，他的发言辞藻华丽、引人入胜，招来七百多名围观听众，导致会场不得不临时搬到牛津博物馆。很多关于进化论的书籍在谈及这次辩论时都描述了大致相同的场景：
大主教先是猛烈的攻击了达尔文及进化论，列举了《物种起源》的种种错误，当发言结束时，他还非常轻蔑傲慢的问赫胥黎，“既然你支持进化论，那你觉得你祖父和你祖母他们谁是猩猩的后代？”赫胥黎并未失去自制，他不慌不忙的站起来，利用专业的生物学知识反驳了大主教的观点，最后他还对大主教说：“我永远不会因为祖先之中有猩猩而感到羞耻，但是如果祖先里面有人喜欢耍小聪明，通过偷梁换柱进行无耻诡辩，并为了一己私利而干涉自己完全不懂的事情，这反倒令我感到羞耻。”赫胥黎说完之后，现场先是笑声一片，接着欢声雷动，大主教则完全无力反驳，只得面红耳赤的走下演讲台。
赫胥黎这番机智又刻薄的回击会让很多读者感到一丝愉悦，毕竟傲慢无礼的保守者遭到挖苦和反驳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个场景很可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没有任何确定性的资料表明威尔伯福斯说过那句话，甚至关于这场辩论的具体纪录都极为稀少。在这种科学是非之争的故事中，人们为了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往往会改编创造某些情节（例如伽利略的铁球落地实验，其实也可能是后人臆想出来的），甚至还要专门塑造出一个反派。否则，如果科学轻易的就战胜保守势力，这种平淡的故事有谁会爱听呢？而在关于进化论的故事中，威尔伯福斯大主教则不幸充当了这个反派角色。
大主教的策略
到底大主教在辩论现场说了什么，因为当时没有笔录，所以我们后人是不得而知的。但据当事人回忆，威尔伯福斯的演讲与他几天前发表的一篇论文内容很相似。原来这位大主教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副会长。威尔伯福斯精通数学，对其他自然科学也有所涉猎，因此经常以科学家的身份发表学术论文。从威尔伯福斯发表的针对进化论的论文中，我们大致能了解他的观点。
威尔伯福斯指出，达尔文是用人工培育、人工选择来类比自然选择的，但是在人工培育中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物种某些特征的不断扩大，就像吉娃娃越来越小，柯基犬越来越矮，但是无论这些物种怎么变异，都还是同一个物种，藏獒和吉娃娃长相差异再大，也都是狗而不是兔子。但是达尔文提出的理论还涉及跨物种演变：在达尔文看来，所有的生物都是由单细胞生物逐渐演变分化而来的。这是威尔伯福斯大主教不能接受的。换句话说，他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只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物种内具有特定优势的个体会越来越多，但无法说明为什么一种动物会变成另外一种动物。
因此，威尔伯福斯大主教其实是基于科学立场对进化论进行反驳的，在整篇论文中，大主教列举了他对《物种起源》的十处质疑。大主教声称，如果达尔文能够像牛顿证明力学定律那样摆出一套精确的推理系统，并能拿出实验证据，那么他不介意抛弃心中的自豪感，承认自己是动物的后代，甚至说自己与蘑菇具有血缘关系都无所谓。威尔伯福斯主教还专门强调，虽然达尔文的观念不符合圣经中的启示录，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批判达尔文，科学依据要比启示录更重要。所以，威尔伯福斯是一个理性反对派，而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
在关于科学争论的故事中，一旦出现宗教势力，人们很容易就将他们等同于冥顽不灵的保守势力，认为他们会构陷锐意进取的科学家，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他人产生的脸谱化、刻板化认识，但现实并不一定如此。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不断消除错误认知的过程，而威尔伯福斯大主教这样的理性反对派，他的反对声音可以让科学家去重新审视进化论中那些有问题的假设。达尔文自己也承认，威尔伯福斯是一个很好的反对派，他的观点确实碰到了自己理论的软肋，这对进化论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达尔文甚至认为，赫胥黎对主教的反击“似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因为不管语言交锋多么激烈，但当时进化论体系确实存在大主教所谓的缺陷，确实给对手留下了充分的把柄。
当然，进化论的缺陷并不能否定它的伟大。进化论不是完美的科学理论，科学理论也没有完美的可能性。科学从来不会发现终极真理，只是不断逼近真理。进化论的价值在于，它对物种问题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并且这些解释是可以通过修正不断完善、不断的去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而一旦借助上帝之手来解释一切，其实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解释。
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让罗马教廷元气大伤
对于威尔伯福斯大主教来说，他没有借助上帝来打击达尔文，而是试图从科学上推翻进化论，这也是非常聪明的一种策略。三百年前，哥白尼从逻辑上推理发现了“日心说”比“地心说”更合理，地球并不在宇宙中心。罗马教廷为了维护“地心说”的教义，向支持日心说的科学界发起了一场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后来的结果我们都了解，科学没有屈服于宗教，人类的理性战胜了教义。在那场战争中，教会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本来只是一场学术之争，是天文学界内部的革命，但是由于基督教抱定地心说，并通过控制手段打压异己，结果当日心说最终获胜时，教会遭遇了重大打击，基督教的神圣地位被颠覆。这一悲剧性后果的根源就是基督教对自身力量的使用不当。因此二百年后，当进化论与基督教的神创论教义再次产生冲突时，即便是宗教人士，他们也倾向于通过科学手段去打压对方，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去维护教义的正统和上帝的权威。
此后的神创论者纷纷继承了这种传统，他们寻求科学的力量，企图通过论证进化论的漏洞而把进化论从生物学的基座上铲除。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明白，神创论永远不可能再重新雄霸天下了。即使有一天进化论真的被推翻，那一定是出现了更符合现实的、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那个时候神创论的地位会更加岌岌可危。因此，上帝主宰万物起源的时代不可能再回来了。在下一篇，我们会继续介绍进化论与宗教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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