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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歌舞—花朝戏
一、概述
花朝戏，为广东省客家传统戏曲剧种之一，紫金山区土生土长的地方民间戏曲。其源于紫金县乡村的神朝祭祀仪式，用客家语演唱，流行于广东省东部及东北部客家地区。
其鲜明特点是民间音乐语言和民间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唱腔朴素健朗，通俗易唱;唱词和道白常运用诙谐、隽永的双关语和歇后语，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表演载歌载舞，气氛热烈。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年5月20日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文名称花朝戏地理标志广东省批准时间年非遗级别国家级
遗产类别传统戏剧申报地区广东省紫金县遗产编号Ⅳ-75
二、历史渊源
花朝戏表演程式源于劳动生产，从生活中提炼出上山、下坡、涉水、过桥、碾米、推磨、纺棉、织麻、采花、摘果、挑担、洗衣等一整套优美轻快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程式。其表演手法以及台步、身段都区别于其他剧种。如比较固定的砻心脚、丁点步、穿心手和扇花、滚巾、圆手、采花、转步等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动作纯朴、粗犷。
花朝戏与花鼓戏、山歌剧、采茶戏均属姐妹剧种，同是以演出民间小戏见长。尽管表演和音乐唱腔各有特色，但演出剧目常有交流，互相借鉴。花鼓戏《打铜锣》、《补锅》采茶戏《小保管上任》等剧目被移植为花朝戏，用花朝音乐和技巧来表现，亦收到很好的效果。
花朝戏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上百个传统剧目，代表剧目有《秋丽采花》、《卖杂货》、《三官进房》、《过渡》等。其曲白浅显易懂，常用俚语、歇后语、双关语。唱腔音乐主要由神朝腔和民间小调
组成，有时也采用客家山歌。脚色行当一般只有小生、小旦、小丑三种，有扇花、手帕花、砻勾脚、穿心手等特色技艺颇有特色，表演载歌载舞，质朴清新。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专业表演团体，紫金县花朝戏剧团整理演出了一些传统剧目，创作演出了《苏丹》、《紫云英》、《红石岭》等现代戏，移植改编了《刘三姐》、《巧姻缘》等剧目。花朝戏的表演艺术有了很大提高，原来的角色行当分工更趋细致，同时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水袖、身段等表演技艺。唱腔音乐在运用曲牌连缀形式的同时，也运用板式变化的方式。邓观云、刘恩芳、陈业兴、陈淑君等观众喜爱的演员活跃于舞台之上，花朝戏不断在紫金山区和邻近的中、小城市演出，造成一定的影响。
花朝戏的传统剧目题材多取自民间传说，大都宣扬惩恶扬善、忠贞爱国、婚姻自由等积极主题。客家人所崇尚的儒家思想及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等人文观念在花朝戏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花朝戏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虽然花朝戏专业剧团按期下乡演出，同时还在本地重大的节日庆典及一些民间活动中演出，但是，花朝戏的演出已不常见到，观众日渐减少，问题比较突出。
三、艺术特色
基本结构
花朝戏的基本结构属于曲牌体，是用紫金客家语演唱的传统民间小戏剧种。花朝戏唱腔曲牌有多种，主要由神朝腔和民间小调构成。唱词以七言四句一阙居多，全部由演员用本嗓演唱。演唱特点是一人领唱、众人帮腔，唱念结合、灵活自由。道白口语化，常将快板穿插其中。花朝戏的角色分生、旦、丑3个行当，表演动作以扇花、手帕花、砻勾脚、穿心手为特色。传统的伴奏乐器有唢呐、胡笛、二弦、椰胡、木鱼、高边锣、单打等。花朝戏的传统剧目有80多个，代表剧目有《秋丽采花》、《卖杂货》、《三官进房》、《过渡》等。大都反映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反抗压迫、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
四、脸谱特色
花朝戏脸谱也有特色。根据客家人的穿戴和风俗习惯，在化装上别有一格，如旦行脸谱一般为线眉凤眼，肤色颇深润，头戴花帕或凉帽;丑行脸谱虽然多种多样，但大多为白鼻梁加个半字，头戴宽大的加笃帽;腰系长围巾。
五、发展特点
花朝戏的草根性充分体现在表演形式和内容上。据考证，花朝戏表演形式源于劳动生产，从生活中提炼出上山、下坡、涉水、过桥、碾米、推磨、纺棉、织麻、采花、摘果、挑担、洗衣等一整套优美轻快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形式。在表演内容方面，其题材来自于民间，表现的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疾苦和追求，与社会现实生活非常密切。客家人族群中崇尚的勤俭为本、耕读至上、妻贤子孝、戒淫戒赌等伦理道德取向得以充分体现。常见的人物有村夫、农妇、长工、财主、泼皮等，尽是些社会下层人物，戏班中常有官高不过七品之说。
六、角色分类
抗日战争前夕，花朝戏只有生、旦、丑三个角色，俗称三角戏。
抗日战争胜利后，粤剧上江(即到紫金山区演出)，花朝艺人以花朝戏本身的艺术特点为基础，吸收和融化了粤剧的一些表演程式，极大地丰富了花朝艺术，改变了过去自然主义的松散状态和由于封礼教的束缚而造成的男扮女装的现象，使之具备了行当分工雏形。生行有正生、小生、老生;正旦、花旦、小旦、青衣;丑行有小丑、三花;末行有末、外、杂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花朝艺术进行了探索、研究和改革。在音乐唱腔方面，从戏剧需要出发，一改过去豆腐块状况，在曲调联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尝试，同时又辅以板式变化。既保留了传统和风格，又克服了旋律单调、板式贫乏的状况。表演方面，分别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在发展传统表演手法的基础上吸收了采茶戏的马步、碎步及采茶、圆手、扇花、巾花、等动作，使花朝戏的表演艺术更为丰富。
七、唱腔形式
花朝戏音乐唱腔由庙堂音乐、民间小调两大类组成，属多段联曲体形式。头出朝(神朝形式)部分的结构是四平腔转鸡歌(悲喜两种)，最后以南路腔结束。此外，还有迎神、头坛、出符、作酒、打更、申文等专用曲。如佛腔、禅腔、观音腔、菩萨腔、田螺腔、神曲
(告神、辞神)等五十多曲，都属庙堂音乐。民歌小调包括当地二十多种山歌以及怨苍天、猜谜调、送货调、长工苦、十劝郎、忧情郎、担水歌、讨食歌等七十多种民间小调;共一百多种曲牌。演唱时，原来男人用平喉，旦角用假嗓，男女均用平喉，尾句常有帮腔。庙堂音乐主要为神庙祭祀所用。后期，艺人们编选民间故事演唱时，由于庙堂音乐比较忧伤、低沉，不宜表现欢乐、明快的性格，故吸收了大量民歌和丝弦小调，统称花朝音乐。
调式--多属五声音阶。如徽调(5调)、宫调(1调)、商调(2调)、羽调(6调)、角调(3调，此调少用)。
调性--有大小调之分。主要是小调式，如5调。
曲式--多为四一段体，有的仅上下句为一小乐段，或重复前乐句，加点变化成为小三段体。
特点--抒情、轻快、通俗、流畅，易于叙事说唱。也有表现悲伤、爱恋和谐的唱腔。
传统的花朝音乐多以吹打乐见长，即锣鼓加唢呐。高潮时，往往用双大笛、双小笛(笛指唢呐)再加清鼓、堂鼓、大小锣、小钹、凸锣、单打、鱼鼓等一齐配奏，成为花朝音乐的特色，但仍是旋律单调，板式贫乏。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传统声腔和戏剧内容需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设计了曲调联缀的音乐，以人物基调为音乐基础，有机地糅合进几个调式(弦法相近的调)，打破了原来呆板的豆腐块形式;也设计了由散板、慢板、原板、快板等板式组成的有层次的成套唱腔，突破了原来以板填词的处理方法，使唱腔出新，为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服务。
八、濒危状态
1、市场萎缩。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生活多元化趋势下，花朝戏演出逐渐被冷落下来。新生代追求时尚，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减退，城市舞台再难有花朝戏的立足之地，即使在乡村，也只能靠一些节会，靠某些机构或个人出租包场，勉强维持一定场次的演出。演出区域由过去的十几个县、市，退缩到现在的三、四个周边县、市。专业剧团每年演出场数由高峰期的三、四百场，锐减至百场上下。民间剧团也纷纷解散，所剩不多。2、经费不足。紫金县地处山区，是广东省重点扶持的山区贫困县之一，经济比较落后。地方财政对花朝戏的补贴，虽不时有所增加，社会各界也有一些经费资助，但还是很难保证日益增加的支出。设备陈旧，专业剧团演员待遇偏低（现人均月工资不足元），新剧目生产举步为艰，演出质量无法保证。这些又反过来直接导致演出场次和收入的减少。3、后继乏人。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才流动本是好事。然而对于花朝剧团来说，是流入的少，流出的多，流出的又多为年富力强的艺术骨干，留下的也奈不住清贫，奈不住寂寞，在等待中苦苦地支撑着演出。县花朝剧团曾先后来过6位艺术院校毕业生，如今一个不剩；原来拥有的较整齐的编导队伍，也早已门类不全，民间剧团艺术人员，为了生计，纷纷改行。艺术人才的青黄不接，是影响花朝戏生存和发展的致命伤。4、资料不全。新中国成立初期，紫金县曾有过两次较系统的花朝戏普查，记录了大量剧本及有关资料。可惜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四旧”销毁了。现存资料，是编撰《中国戏曲志》时搜集的。时隔20多年，老艺人去世不少，能收集的东西有限。这对花朝戏的传承、研究，带来不少困难。
清末民初，紫金县艺人叶春林创建了第一个花朝戏班，名为定长春花朝戏班，并组织演出“花朝”，使之逐渐形成花朝戏。随后，紫华春、庆祥春、庆长春、定华春、胜华春等有名气的戏班相继出现。花朝戏流行最盛的时候，紫金县有１９个戏班１００多名艺人，他们的演出遍及粤东近１０个客家方言县。
花朝戏剧目内容多是表现普通群众的劳动生产、爱情婚姻的故事，花朝戏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上百个传统剧目，代表剧目有《秋丽采花》、《卖杂货》、《三官进房》、《过渡》等。
建国后，政府文化部门首先着手组织农村业余花朝戏剧团，于上世纪５０年代编演了享誉省内外的《八十老翁跳花朝》，并在原紫金县文工团的基础上成立紫金县花朝戏剧团，花朝戏因此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数以百计的创作、改编、移植的新剧目搬上城乡舞台。６０年代后演出剧目日渐丰富，除了整理演出传统剧目外，还创作演出了《苏丹》、《紫云英》等现代戏，移植改编了《刘三姐》、《巧姻缘》、《冰娘惨史》、《花烛泪》等大批剧目。花朝戏的表演艺术也有很大提高。花朝戏逐渐从紫金山区走向邻近的中小城市演出。
１９６３年，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亲切接见了花朝戏剧团的负责人和主要演员。１９８８年，中国现代杰出戏剧家曹禺将花朝戏誉为“山沟里的山茶花”。１９９９年，紫金县被省文化厅授予“民族民间艺术（花朝戏艺术）之乡”称号。２００６年，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确定的５０１个推荐项目中，广东省有３９个项目入选，花朝戏也名列其中。之后，紫金县花朝戏剧团还被省侨办、省文化厅、省旅游局确定为“首批中华文化传承基地”２４家单位之一。
随着戏班的增多，更有艺人根据客家地区的民情风俗，在这类演唱中加入人物情节，或搬演简单的故事，使之更加贴近百姓的生活。在那个时代，观看花朝戏成了山野村民最有味道的娱乐方式。花朝戏的极盛时期，当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叶春林的定长春戏班，当时还有紫华春、庆祥春、定华春、胜华春、庆长春等戏班。据称当时紫金共有19个戏班、多名艺人，其中还有不同流派。
为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花朝戏的黄金时代？紫金作为山区，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在那个动乱年代（尤其是日军侵华时把主要目标放在城市），紫金反而比较平静。而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因战乱使一些粤剧戏班流浪到紫金古竹、义容一带，花朝戏因此有机会从粤剧、汉调木偶剧中汲取营养。更有一些粤剧艺人后来没有随剧团迁回广州，加盟到了花朝戏班。
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花朝戏吸收借鉴了其他剧种的一些剧目故事、曲调、表演技艺及文武场，使花朝戏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戏曲艺术。据一些老艺人回忆，那时戏班的活动范围扩展到紫金、五华、河源、惠阳、惠东、揭阳、丰顺、兴宁、海丰、陆丰等县的偏僻山村，其中叶春林的戏班活动范围最广。在抗日战争后期，紫华春戏班曾到龙川县铁场圩镇连续演出20天。因为花朝戏的繁荣，众多人拜师叶春林。据称叶春林从艺40载，收徒甚众。
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战争开始，曾经平静的紫金等地，枪声也多了起来。而在这个时期，花朝戏也因战乱跌入了低谷。
新中国成立后，整理了一批内容健康、艺术性较好的传统戏，如《卖杂货》、《三看亲》、《双进房》、《秋丽采花》等。同时也创作了一批现代剧目，如反映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大型花朝戏《苏丹》，反映生产斗争的多幕戏《紫云英》、《红石岭》，均分别参加广东省专业文艺汇演。此外还有花朝歌舞《八十老翁跳花朝》，小戏《送菜》、《大年夜》、《田队长摆宴》以及各种表演唱，使花朝戏获得了新生。
作为专业表演团体，紫金县花朝戏剧团整理演出了一些传统剧目，创作演出了《苏丹》、《紫云英》、《红石岭》等现代戏，移植改编了《刘三姐》、《巧姻缘》等剧目。花朝戏的表演艺术有了很大提高，原来的脚色行当分工更趋细致，同时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水袖、身段等表演技艺。唱腔音乐在运用曲牌连缀形式的同时，也运用板式变化的方式。邓观云、刘恩芳、陈业兴、陈淑君等观众喜爱的演员活跃于舞台之上，花朝戏不断在紫金山区和邻近的中、小城市演出，造成一定的影响。
花朝戏的基本结构属于曲牌体，是用紫金客家方言演唱的民间小戏剧种。花朝戏唱腔曲牌有多种，主要由神朝腔和民间小调构成。唱词以七言四句一阙居多，全部由演员用本嗓演唱。演唱特点是一人领唱、众人帮腔，唱念结合、灵活自由。道白口语化，常将快板穿插其中。花朝戏的角色分生、旦、丑3个行当，表演动作以扇花、手帕花、砻勾脚、穿心手为特色。传统的伴奏乐器有唢呐、胡笛、二弦、椰胡、木鱼、高边锣、单打等。花朝戏的传统剧目有80多个，代表剧目有《秋丽采花》、《卖杂货》、《三官进房》、《过渡》等。大都反映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反抗压迫、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花朝戏题材取自民间，表现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情感、疾苦和追求，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常见的舞台人物有村夫、农妇、财主等人物，花朝戏老戏班中有官高不过七品的说法，就是主要舞台人物的概括。
花朝戏的草根性充分体现在表演形式和内容上。据考证，花朝戏表演形式源于劳动生产，从生活中提炼出上山、下坡、涉水、过桥、碾米、推磨、纺棉、织麻、采花、摘果、挑担、洗衣等一整套优美轻快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形式。在表演内容方面，其题材来自于民间，表现的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疾苦和追求，与社会现实生活非常密切。客家人族群中崇尚的勤俭为本、耕读至上、妻贤子孝、戒淫戒赌等伦理道德取向得以充分体现。常见的人物有村夫、农妇、长工、财主、泼皮等，尽是些社会下层人物，戏班中常有官高不过七品之说。
九、传承价值
花朝戏的传统剧目题材多取自民间传说，大都宣扬惩恶扬善、忠贞爱国、婚姻自由等积极主题。客家人所崇尚的儒家思想及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等人文观念在花朝戏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花朝戏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虽然花朝戏专业剧团按期下乡演出，同时还在本地重大的节日庆典及一些民间活动中演出，但是，花朝戏的演出目前已不常见到，观众日渐减少，问题比较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