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坑，就是所谓的冀东非武装区。
根据塘沽协定第一条，停战之后国军要撤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看看地图，这条线其实切的很阴险；几乎就是紧贴着北平、天津的边儿上来了一刀。
这一刀，冀东地区有19个县被划进了“国军不得入内”的圈子。
那位说了，按协定国军不得入内，日军撤到长城一线；这么大一块地方，岂不成了真空？
千万别把鬼子想的那么善良！
关东军撤走之前，在这一片儿是安了炸弹的，这个“炸弹”就是伪军。
冀东最大的一股伪军的头领唤作李际春。
李际春，字鹤翔，回族，直隶丰润南关人；北洋时期的功臣，民国时期的汉奸。
老李是年生人，出生地是现在著名的武术之乡——沧州；老李的爹武艺相当了得，因此老李打小儿便舞枪弄棒，练得一身好功夫。
16岁那年，老李入开平武备学堂骑兵科，从此踏上了军旅生涯；在军校，老李除了学习外，还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玉帅——吴佩孚（看看人家玉帅的人品，再看老李；哪儿说理去。）。
等老李毕业进入部队，很快就凭着胆子大身手好敢玩儿命，获得上司的器重，并且官运亨通。
民国初年，外蒙企图独立，北洋政府派徐树铮率大军兵分三路北上平叛；其中西路军的司令就是李际春；老李率部昼夜兼程，第一个攻进叛军老巢——库伦（现乌兰巴托）。
受老毛子挑唆企图独立的蒙古王公、活佛们没料到北洋军来的这么快，措手不及，只得俯首投降；外蒙重回祖国怀抱。从这个角度说，年轻时的老李是为国家领土完整出过力的。
不过从一件事上就能看出，老李绝非善类；这哥们出兵神速，一路上对敢于抵抗的叛军一律斩杀殆尽；并且是宁可杀错，绝不放过。杀到后来，据说连喇嘛庙里的活佛也被一刀劈了。
从外蒙班师回京后，老李因功被擢升为总统府武官；但很快又因其之前平叛途中滥杀被下了监狱。出狱后，老李还曾率部参加过几次剿匪战役，屡立战功。
后来随着北洋政府人事更迭，老李也跟着几经沉浮；那段时间，正是中国大地上一地鸡毛的时候，皖系、直系、奉系走马灯似的来回围着北京转；老李身在其中，见风使舵，混的倒也不错。
最后老李投靠了老帅张作霖，不过等北伐军打到平津一带，奉军撤往关外，老李自忖不是奉系嫡系，出了关会是什么下场孰难预料，再者他也舍不得平津的花花世界，就索性离开部队，住进了天津的日本租界。
说这话是年。
等到老李再次复出的时候已经是年了；从这儿起，在下得称他为‘死老李’；因为这一年“9?18”之后，‘死老李’投靠了日本人。
还记得为了把溥仪弄出天津，土肥原搞的那个“天津事变”吗？为了转移于学忠的注意力，有一帮混混从日租界跑出来闹事；这帮混混们的头儿就是这个死老李。
后来溥仪顺利逃出天津，这厮也随后跑到了大连。
死老李在天津没能翻出多大的浪头，跑到关外又被土肥原委以重任：找汉奸。
还别说，他七弄八弄的，居然还真凑出了好几千炮灰。热河战役打响前，这货的这支伪军被编入关东军第8师团，负责带路趟雷，引导鬼子进攻何柱国防守的石门寨。
整个热河长城抗战期间，死老李尽管很卖力气，无奈手下战力太次，不仅帮不上“皇军”的忙，反而还得“皇军”分心照顾。因此等长城抗战结束，《塘沽协定》签完，武藤就不想再养这么一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准备将其解除武装。
不过对于武藤的想法，冈村、土肥原等却不同意。
在他们看来，死老李这支伪军的剩余价值还远没到挤干榨净的时候。
按照塘沽协定，等中国军队撤到停战线以西、以南之后，关东军是要撤回关外，把冀东19县还给中国的。但这样的话，关东军出了这么大的力，死了这么多人；到头来两手空空回关外；这怎么行？
冈村随即就向武藤建议，“滦东治安”由“倒戈的中国军队”维持，这样既不违反协定，还对占领区有话语权；一举两得。
冈村把这意思跟李际春一露，死老李当然心花怒放；于是，趁着国军主力撤到停战线后，死老李蹦到了前台，在当地竖起了大旗；真不知道这货怎么想的，他立的旗号居然也叫“救国军”。“廉耻”二字，真不知道他认不认识。
有了旗号就得招兵买马，关东军尽管暗中给了些枪弹，但钱却不愿意再掏；因此死老李的粮饷只能“就地自取”。这下子冀东的老百姓可是倒了血霉了，这些汉奸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跟汤玉麟统治热河也差不了太多了。
冀东的百姓无时无刻不盼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好把这帮害人精赶走。
可是，王师却来不了。
其实关于长城以南，停战线以北，也就是冀东这片非武装区停战之后的事情，中方并非没有考虑。
塘沽协定签字的时候，熊斌就提出过，关东军走了，国军撤到停战线后；冀东如果出现“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怎么办。
冈村当时的答复是：等协定签完再说（“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
等停战协定签定后，北平军分会一门心思要处理“察冯事件”；处理冀东的这一摊子事儿就归给了黄郛。
开始黄郛还想走正常流程，关东军撤了，由政整会派员恢复各县秩序。可是，有死老李带着伪军在那儿，冀东被他们搞的乌烟瘴气，一片混乱；而且这帮孙子仗着国军进不来，因此根本不拿政府当回事。
此路不通，黄郛想了一招儿：借鬼打鬼。
直接找这些伪军、土匪的主子——关东军交涉。
年6月22日，黄郛派殷同作为政整会代表，叫上军分会代表雷寿荣；会同北平公使馆的永津，一起到长春找到关东军；要求其履行停战协定，处置非武装区内伪军。
停战协定上写得很清楚，非武装区里只能有警察，不能有军队，但是现在里面出了那么多“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怎么办，是你解决，还是我解决？
白纸黑字写着，而且还签着冈村的大名；冈村想耍赖也赖不掉。
不过这货相当狡猾，使出一招借力打力，坏笑着对殷同和雷寿荣说——
那就让伪军当“警察”嘛，“特种警察”；这件事关东军绝对支持（“就李际春军中选优良分子或改变为特种警察。”；“由关东军派遣幕僚从中斡旋。”）。但有一个条件，不能追究李际春“过去之责任”。
这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鬼子企图用伪军来当“第五纵队”的用心昭然若揭。
殷同把冈村的答复回报黄郛，后者表态同意。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伪军人数众多，而且越闹越凶，那个妖孽死老李后来居然在秦皇岛成立了个唤作“冀东政务厅”的东东（后来迁到唐山），自任厅长；大模大样的开始向各县派出“官员”，行使政府权力。
夜长梦多，如果任其这么发展下去，事态可能就会失控了。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赶紧遏制住死老李胡闹。可是，死老李不会脑抽的自己取缔伪军和“冀东政务厅”；而国军又不能进入非武装区剿灭这个妖孽。
有兄弟可能会说，让国军换上警察的衣服进去呀！
日本人真不傻，老早就在协定中注明了“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警察打伪军，这不摆明“剌激”了他们脆弱的感情吗？
因此办法就剩下一个，通过关东军压制死老李。
趁着冈村这头儿答应‘斡旋’冀东伪军改成警察的热乎劲儿；黄郛赶紧让殷同、雷寿荣盯紧这事儿，抓紧时间和关东军会商伪军编遣方案。
这就是大连会议；这次会议一共开了5天；中日双方就伪军裁撤达成一致。
黄郛这招借鬼打鬼的策略成功了，在大连会议中，日本人根本没管死老李愿不愿意，一笔勾了他的伪“政务厅”，而且他手下的伪“救国军”只留了改行当警察，隶属省政府，其余的多人一概领遣散费滚蛋。
死老李的“总司令”是没的当了（而且就连这个事关他前程的会，日本人都没叫他来开。），可事已至此，死老李不接受也得接受了，像他这样的人，别看在冀东同胞脑袋上他敢作威作福，可到了日本人面前，这孙子比京巴都乖。
编遣的事就这样板上钉钉了，死老李哑巴吃黄连。这孙子心里很不爽，于是又拿遣散费说事儿，本来大连会议中确定的遣散费是30万，他先加到45万，然后又四舍五入涨到50万。
黄郛让雷寿荣告诉死老李，30万人，平均每人50元，这已经是“开中国遣散军队未有之先例”；而且这笔银子还是“东挪西凑”而来；死老李漫天要价，“不独理论不合，且以事实不能。”
当然话虽这么说，如果这个时候因为钱再把死老李逼反了，就有点儿得不偿失了；经过交涉，除了给死老李安了一个“战区杂军编造委员长”的头衔儿外，又给了他个人一笔银子，让他闭嘴。
伪军编遣的事，就这样暂时尘埃落定了。
黄郛之所以着急料理伪军的事情，背后的原因不独政治上的，其实还有经济上的。
如上文所说，关东军给国民政府划定的这条停战线是非常阴险；紧挨着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和天津。
北平不必说，三朝古都（算上北洋政府，四朝）；而且还是覆盖北方，影响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政治意义重大。
而天津，在当时那可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
从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起，天津几百年来就是北方的物流中心；到清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打进北京；迫使清政府把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开埠后，在天津设立租界的前前后后有9个国家（这在全国16个设有租界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
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的外国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也在天津兴建了天津机器局，又修筑了铁路，开通了电报，设置了邮政。这就为民族工业创造了外部环境；而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银行资本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天津逐渐成为一个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金融业集中的大城市。
大清关门，民国开业；天津作为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其作用越来越重要。天津不仅有数额巨大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还是是原料产区、工业区、交通枢纽，还有排全国第二的关税收入。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长城抗战后期，黄郛主张只要稍有办法，就要积极尝试同日本人交涉，以达到停战保全平津的目的。
这地方如果真被日本人砸个稀烂，国家今后还拿什么恢复元气？
可是停战协定签完了，日军主力虽然撤往关外，但还留了死老李一帮魑魅魍魉在冀东无恶不作。不把他们解决了，平津地区局势的稳定，经济的恢复都是一句空话。
等把死老李的伪军搞定，黄郛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要恢复平津和冀东地区的铁路交通。
铁路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谁控制了铁路也就等于控制住了该地区的要害；然后依托铁路线，逐步辐射周边地区。皇姑屯事件之所以发生，还不就是老帅不想承认跟日本人签了《满蒙新五路协约》；最后遭了关东军的毒手。
现在黄郛要搞定的铁路，是以北平为枢纽的两条线，一条是北宁线（就是老帅挨炸的京奉线）；另一条是平绥线。
长城抗战打完，北宁线还能通车的部分仅剩下北平到天津这一段；再往东，都被日军控制了。因此在大连会议的时候，黄郛派出的代表除了跟关东军谈冀东伪军裁撤的问题，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把北宁线铁路权收回来。
在这次会谈中，关东军嘴上答应，说等北宁线范围内的所有日军都陆续退到长城线后，就将关内部分完全交还中方。
但是直到北平到唐山段都通车了，唐山以东再到山海关那一段，关东军还死死的攥在手里。也没借口，就是不还你。最后硬是拖了4个多月，唐山-榆关段才还给中方。
拿到铁线权还只是个开始，日军两次扫过滦东，再加上死老李的伪军破坏，北宁线不论是铁道还是机车，都已残破不堪，客货运输完全停止，沿线经济限于混乱状态。
平绥线虽然一直在中方手里，但从热河战役开始，这条线路也几乎陷于只有军用，停止客货运输的状态。
黄郛任命殷同为铁路局局长，让后者整顿铁路，恢复运输。
殷同没用多长时间，便让平绥、北宁两线客货运全部恢复；“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一东一西两条大动脉畅通，由此带动华北的经济开始复苏。
然而，日本人怎么会让你消消停停的埋头发展？这不，冈村宁次又来找麻烦了。
大连会议的时候，中方除了要求关东军压制伪军收编外，还有一项要求，就是要关东军归还北宁线。
当时日本人口头答应了，但本着二皮脸的精神，又拖了很久才把关内段还给中方。
按照日本人的想法，北宁线还给中方是要有前提的，那就是要让关内的北宁线和已经沦陷的奉山线(奉天-山海关段)连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关内外通车的问题。
可别小看这个问题，日本鬼子的算盘是，通过关内外通车，间接证明伪“满洲国”已经被国民政府“默认”了。
黄郛派出的代表殷同不知道怎么忽悠的，日本人在大连会议后期，居然没再提这茬儿。
但是，这次会谈结束后，冈村回去想想，觉得吃亏了。
怎么能轻易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按照日本人没占到便宜就是吃亏的逻辑，冈村决定，亲自到北平走一个。
年11月6日，冈村来到北平会晤黄郛；这就是北平会谈。
冈村一上来，就咄咄逼人的扔出来一堆诸如日军继续控制长城各口，关内外通车、通邮、通航、通商等要求。
来着不善，尤其是后面的“四通”，更是包藏祸心；黄郛不敢大意，赶紧把冈村的要求上报中央。
次日，蒋公和老汪复电来了，中心思想就一个字：拖。
不拖不行啊，因为这会儿，南方又出事儿了——
福建事变（又称闽变）爆发了。
这次的主角儿，是曾经在“1?28”淞沪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19路军。
这么一支功勋部队，怎么会突然向国民政府举起了枪口？
这事儿还得往回说几句。
19路军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4军（这支部队相当传奇，由她发展出了好几支部队）第10师。
当时4军的军长是李济深，第10师的师长是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蔡廷锴是该师28团的团长。
年国民政府出师北伐。4军一分为二，副军长陈可钰带着陈铭枢的10师和张发奎的12师加上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称为前方第4军；军长李济深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统率陈济棠的第11师和划归4军指挥的徐景唐的第13师留守广东，称后方第4军。
前方第4军一路血战，相继攻克衡阳、长沙、岳州、武昌等地，长驱直进，所向披靡；尤以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将玉帅的直系主力击溃，因战力卓著被誉为“铁军”。
不久，前方4军扩编成了两个军，第12师扩编为第4军，张发奎任军长，黄琪翔任副军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
北伐军由珠江打到长江，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歧；老汪占据武汉，蒋公则都南京。这一分歧也使得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的老4军）发生了分裂——
张发奎拥护老汪的武汉“国民政府”；而陈铭枢、蒋光鼐等则拥护蒋公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陈、蒋二人不得不先后离开武汉。于是，张发奎又兼任了第11军军长，此时蔡廷锴已由团长升任第11军第10师师长。
年7月下旬，老汪的武汉“国民政府”发起东征，要和南京政府同室操戈；已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奉命东进讨蒋，当部队到达江西的时候，二方面军所属的贺龙、叶挺以及蔡廷锴等部，于8月1日发动暴动，这就是著名的“南昌起义”。
蔡廷锴率第10师参加“南昌起义”后，觉得和C.P的信仰不同，于是没多久便率部离开‘起义军’开往赣东；并电邀陈铭枢、蒋光鼐回部队。
3人聚首，又恢复了11军番号，并且重新组建了被拉走的第24师；陈任军长，蒋为副军长，蔡廷锴仍任第10师师长。随后第11军重返广东。
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跟桂系勾勾搭搭，结果被部下陈济棠卖了；李济深被蒋公扣在南京，陈济棠则被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兼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统辖驻粤的陆海空军，此时任广东省主席的便是已经华丽转身成政客的陈铭枢。
蒋桂战争后，桂系失败退回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转而向广东用兵，陈济棠挥师迎战，“钢铁大战”打响（北伐时4军号称‘铁军’，桂军不服气，自称‘钢军’）；结果，‘钢’硬是没干过‘铁’，桂军再败。
得胜之后，陈济棠将广东部队整编为5个师，蔡廷锴和蒋光鼐分别任其中第60和61师的师长（其余3个师分别是余汉谋的第59师、香翰屏第62师、李扬敬第63师。）。
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桂系李、白、黄挥军入湘，准备和北方的老冯、老阎会师中原。国民政府负责南线指挥的何应钦手中没啥部队，因此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系前锋行动很快，不几日便打到了岳阳。但是由黄绍竑率领的后续部队行动迟缓，还没走到衡阳。
蒋公抓住战机，命令陈济棠从广东出兵，将桂系截为两段；陈济棠即调蔡廷锴、蒋光鼐、李扬敬三个师入湘作战，6月10日，粤军攻占衡阳、衡山、安仁一线，桂军被拦腰斩断。
无奈之下，李、白回攻衡阳，双方展开第二次“钢铁大战”。
7月1日，“钢军”再次被击败，桂系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广西。
等衡阳大战结束，蒋公命令陈济棠调部队北上作战；陈便将蒋、蔡二师扩编为第19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随后全军北调。
19路军就此成军。
蒋、蔡二将率19路军北上后，屡立战功；等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又将19路军调往江西剿共。
年10月下旬，由于宁粤合作，粤系人马入主中央，作为广东子弟兵，19路军开赴京畿一带护驾；总指挥部设在南京两广会馆；下属的3个师60师驻苏州、常州；61师驻南京；78师驻上海南翔。
“1?28”淞沪抗战结束后，19路军调往福建，蔡廷锴升任19路军总指挥，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则转任福建政府主席。
19路军到达了成军以来最辉煌的顶点。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在低谷，怎么走都是上坡儿；如果你已经到了山顶，怎么走就都是下坡了。到了福建以后，19路军发生了变化；直至最后被取消番号。
这个变化离不开一个人在幕后的推动。
此人，便是19路军的开山鼻祖——陈铭枢。
说起陈铭枢和南京政府，乃至蒋公本人的关系，其实挺好玩儿；他是粤系将领中，为数不多的“挺蒋派”——
从北伐前蒋公东征开始，陈铭枢便主动接受蒋公指挥；后来“廖案”发生，许崇智被逐，陈铭枢奉蒋公之命“护送”许崇智下船赴沪。
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后，蒋公与李济深交恶，作为后者手下主力师的师长，陈铭枢明显亲蒋。
年“宁汉分裂”，身在武汉的陈铭枢离汉出走，到南京出任蒋公的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副主任，公开指责老汪“一方反共，一方又反蒋，人非狂惑，何为颠倒若此？”；并且对媒体盛赞蒋公乃“党之利器”，“本党中央付以军事全责，信任不渝”。
年，蒋公扣住了李济深，陈铭枢立即表态拥护蒋公和南京中央。
年，因胡汉民被蒋公软禁，古应芬、陈济棠等密谋反蒋（史称“宁粤对峙”）；此时，身边没有了部队的陈铭枢离粤赴港，并通电宣布拥蒋。
同年，蒋公任命陈铭枢为江西“剿赤”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
按说从这份“成绩单”上看，蒋陈关系应该是相当铁才对。
可是，在陈铭枢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就在他重掌军权后的两个月（年8月），就萌发了反蒋的念头。
按他自己的解释是：“对红军作战不易；19路军长期转战，兵力渐感疲敝；东北自万宝山案发生后，日军蠢蠢欲动，强邻压境，东陲堪虞；蒋对军事指挥，亦复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赏罚不明。”
这话他一说，别人一听；仅此而已。
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有句话唤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转这么大的思想弯子，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完成。
表面上看，蒋陈关系杠杠的；但是，裂痕不是没有——
早在年，陈铭枢听说蒋公打算重新起用张发奎，便感觉“很受伤”；为此还专门发了封电报给蒋公抱怨了一顿（这封电报还被张发奎看见了。）。
中原大战的时候，有两件事也让陈铭枢觉得，蒋公特么不够意思。
一是二陈相争。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当时李济深被蒋公扣在南京小汤山，广东便形成了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的格局。说历史，两个人资历差不多；但要说实力，此时陈济棠已经在陈铭枢之上了。双方明争暗斗，但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
陈铭枢为了搞垮陈济棠，不仅挑拨陈济棠与其手下将领的关系；还大力扩编了由省政府直属的保安队的规模。陈济棠也不甘示弱，伺机削弱陈铭枢的实力；年6月，借蒋公命令，陈济棠来了一招儿釜底抽薪，将陈铭枢的嫡系蒋、蔡二将调入湖南作战。随后，又将将蒋、蔡二师扩编为第19路军，调往北方战场，而随着看家部队19路军北上，陈铭枢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逐渐被陈济棠挤出了广东。
第二件事是19路军北上以后的地盘之争。19路军奉调加入山东战场后，仗打的确实很猛，一战攻克济南。
这下子不论是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蔡，还是刚刚被陈济棠剥夺了话语权的陈铭枢，都认为山东的地盘儿应该是他们的。
没想到，蒋公一转身却任命了西北军叛将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这让陈、蒋、蔡三人大失所望。中原大战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就向蒋公请辞，而且是一辞再辞，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9?18”之后没多久，“宁粤对峙”又爆发了。
此时，陈铭枢尽管通电拥蒋，并且积极奔走，斡旋于宁粤之间，但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
在一次会议上，蒋公提出要先平定广东和共匪，才能全力抗日；陈铭枢则声称：广东问题“决无不可调和之理”，“共匪”也可“设法招安”；据说蒋公“面现不愉之色”。
接下来，随着宁粤双方握手言和；南京政府权力重组；陈铭枢成了最大的赢家；不仅把19路军调到了富庶的江南，而且自己还出任了京沪卫戍司令。
但也就是从这会儿开始，陈铭枢逐渐重回粤系阵营。
年12月，粤系人马“逼宫”，要求蒋公下野；陈铭枢也跟着劝蒋公“似亦暂避为宜”；气的蒋公在日记里大骂陈“惟恐余退之不速也！”。
等蒋公下野后，陈铭枢先后出任代理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和交通部长，又以京沪卫戍司令身份掌握19路军，位高权重。这也加剧了蒋公对他的负面看法，“使政治无状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继，使余爱国计划遭此失败”，“实陈铭枢一人有以误之也”。
转过年，年1月28日，日本海军突袭上海，挑起了“1?28”事变；19路军奋力迎敌。
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致使南京政府、蒋公和陈铭枢、19路军之间裂痕越来越大——
在抗日这件事情上；国民政府高层蒋（这会儿已经下野）、汪和前线指挥官蒋、蔡发生了分歧。
上海战事打响后，蒋、蔡坚决反对任何妥协退让，坚持要抵抗到底。而蒋公和国府高层则主张“速了”和“不扩大”。
因此在长达1个月的作战中，国民政府几次下令19路军后撤；通过交涉解决“1?28”事变；但都被蒋、蔡二将拒绝。对此，国民政府相当光火，认为蒋、蔡的19路军是“径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太不考虑最高统帅部的整个战略”。
本来这属于军令之争（抗战无可厚非，但不服从军令，则要另当别论了。）；但是到了某些人嘴里，这件事却被被“他们”对外解读成了国府软弱无能，对外卑躬屈膝。
等到上海打成胶着之势，国民政府组建第5军秘密赴援；中央军和19路军并肩作战，勇挫敌锋时；被解读成了蒋公在和“他们”争夺民心。
等到日军大举增兵，5军和19路军渐感不支时；被“他们”解读成了蒋公之所以不加大增援力度，是企图在借日本人之手，消灭19路军这个异己。据说围绕增援19路军的问题上，陈铭枢跟蒋公当面闹翻。陈铭枢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上官云相的第47师迟迟不参战就是蒋公有意指使的，“是蒋介石破坏抗战的最后一招”，因此，他决心同蒋公决裂。
等到3月2日，国军不支，全线后撤时；“他们”又站出来说话了：这次撤退，蒋介石“先密令张、俞（张治中、俞济时）撤退浏河，蔡廷楷（锴）不知，迨蔡军势孤，乃不得不退”。
这不啻说蒋公就是在借刀杀人。
而且这种论调已经在社会上传开了——
参战的88师师长俞济时恨恨的向蒋公报告：“19路（军）驻沪人员声称此次全线撤退系因浏河第88师部队先行撤退”，“显系别有作用”。
看到此处，可能很多人都会猜，那个“他们”是谁？
在下现在揭开谜底，所谓“他们”，就是胡汉民、孙科等一批失意政客。
以上内容，出自《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有兴趣的兄弟可以自己翻翻。
不知别人观感如何，看完这些资料；在下脑子里出现的一行字。
曰：不怕没好事，就怕特么没好人！
有了“他们”不辞辛苦的挑拨是非，陈铭枢反蒋之心更甚；而蒋公也越来越讨厌这位前“铁杆”。
从年3月起，蒋公的日记中出现了大量臭骂陈铭枢的文字；试举一例——
民国二十一年，3月7日，“真如（陈铭枢字真如）之愚而庸，则我所知；真如之贪而奸，则我所不知；而真如之能为陈炯明第二，负恩罔上，胆敢异图，是又我所万万不及料者也。……真如乃毫不自知，其为奸恶也，更形其愚庸而已，可叹！”
等蒋公复职视事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陈铭枢自然也就没的混了；后者决定出国“散散心”。
出国前，陈铭枢、蒋光鼐、蔡延锴等19路军新老高层开了个会，大家达成共识，19路军在福建“暂时维持原状，不卷入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专心致力于整顿全闽，作为将来反蒋的基地”。
但不到一年，“维持原状及不卷入”的共识就被陈铭枢自己放弃了。
个中原因，用张发奎的话说，老陈同志旅欧期间思想左转的太厉害（“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国民政府”。——《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回国后抱定决心要跟蒋某人对着干。
当然，这会儿陈铭枢光棍一条，手里兵都没有一个；他想举事，除了要得到蒋光鼐和蔡廷锴的支持；还得有外援。
而蒋、蔡两位，虽然对国民政府和蒋公有意见，但远不如陈铭枢那么激烈。这主要是蒋光鼐人家本身就不太喜欢搅和到政治中去，蔡廷锴则是个职业军人，对这种“党争”没啥兴趣。
蒋、蔡二人对蒋公和国府不满的地方主要有三个——
一是19路军官兵在参加过“1?28”战役之后，普遍不愿意再打内战（剿共）。
二是19路军在闽北剿共时打了败仗，蒋公非但没有给补充，反而通报全军，要追究蒋蔡二人的责任；国府对19路军提出增加军费的要求也予以驳回。
三是蒋公和国府对日和谈。蒋、蔡二将那是跟日军血拼过的，一场淞沪抗战下来，19路军光战死的弟兄就有近人，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国府和日本人交涉（其实这也在情理之中。）。
外援嘛，离的最近的就是两广。
不论是广东的胡陈（胡汉民、陈济棠），还是广西的李白（李宗仁、白崇禧）；反蒋的历史源远流长；到这会儿，几乎已经成了为了反蒋而反蒋。
比如那个胡汉民，就死盯着蒋公不放，兹要是蒋赞成，他必反对；反过来，蒋反对的，他必赞成。
还有一个“外援”就是中共和红军。不用说，这是国民政府的死敌；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
跟这么一群人做邻居，陈铭枢觉得这可是老天爷给的机会。
年5月，陈铭枢刚回国，就开始张罗要尽快起事；但是，首先便遭到他的老部下们的反对；蒋、蔡一致认为，现在不是时候——
一者，日本人步步紧逼，全国各界拥护中央，要求抗日的呼声很高；这个时候起兵，不可能得到认同。
再者，别看两广反蒋口号喊的震天响，但没一个有实际行动的；这就很耐人寻味了；福建起事，这些人临时抽脚放鸽子的可能性很大。
三者，19路军也不具备马上打大仗的准备；部队征战多年，尤其是打了日军之后，官兵们普遍对打内战提不起精神。而且19路军来闽时间不长，没攒下啥家底儿；起兵之后，以一隅抗全国，一旦拖的久了，部队没粮没饷，那可就万劫不复了。
看手下跟自己意见不统一，陈铭枢也摆出自己的理由——
一者，这么多年来，老蒋变着法儿的“削藩”，尤其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人都得罪光了，他即使想武力解决，也乏人助拳。
再者，这会儿老蒋的嫡系中央军要么在华北应付日本人，要么集中在江西剿共；杂牌又不听他的，他想调兵也无兵可调。
三者，退一万步说，就算老蒋能把部队调到福建，凭19路军的战力，再加上红军从旁相助，老蒋想速战速决也不可能，说不定还要吃大亏。
不过陈铭枢这一番慷慨激昂只说动了蒋光鼐，蔡廷锴却不以为然。
这儿就得插一句，这三人的关系。
陈铭枢、蒋光鼐、蔡延锴对外号称是“三位一体”，但三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是有差别的。
一直以来，蒋光鼐对陈铭枢言听计从，蔡廷锴则对蒋光鼐非常尊重；而陈铭枢和蔡延锴之间的关系则比较疏远了。等陈铭枢从国外“散心”回来的时候，他想影响蔡廷锴，几乎只有靠蒋光鼐。
而此时，蔡廷锴身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19路军总指挥、军长；军中多位师长、旅长不是他亲戚，就是他同乡；显然，陈铭枢想要搞事，蔡廷锴是关键人物。
但是，直到年11月18日，“福建事变”爆发前两天，各路反蒋人马齐集福州，万事俱备；蔡廷锴还是不同意举事。
陈铭枢没辙了，索性玩儿起了赖皮，威胁蔡廷锴：要么立即通电反蒋，要么把他们送到南京去立功。
此言一出，蔡廷锴再无退路。
然而一出来他就私下对身边的人说：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也罢，19路军，成也陈铭枢，败也陈铭枢，都是他拉出来的部队，就算是败也只能随它去了。等这次反蒋失败后，蔡廷锴一度“与跛陈不甚来往，而与小心馀则交好如故”。（“跛陈”是陈铭枢，“小心馀”指蒋光鼐），可见蔡廷锴对陈铭枢意见之深。
年11月20日，福州城头竖起大旗，新“政府”宣告成立；云集福州的所有国民党员宣布脱党，把年号和党、国旗也都改掉了。
此事，史称福建事变。
在刚刚听到福建有变消息时，正在南昌督率剿共的蒋公不啻挨了当头一棒；此时正值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时刻，经过数月厮杀，已经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合围在赣南。19路军这一举动，不仅使包围圈破了一个大口子，而且使国军身后的浙江立即陷于危机之中。如果此时包围圈里的红军借道福建，打到没有堡垒的浙江，不说剿共前功尽弃；大后方肯定会一片糜烂。更要命的是，如果各地军阀再蜂拥而上，落井下石；整个局面可就不堪设想了。
不过，这种要命的场面并没有发生；陈铭枢设想的一呼百应根本没出现——
红军那边儿博古、李德当政，认为闽变是国民政府内部“狗咬狗”；跟他们不搭界。
而各地军阀则认为福建这帮人是叛徒，既叛党又叛国；因此乏人理睬。广东的陈济棠甚至陈兵闽粤交界，封锁了两省来往的道路。
蒋公绝处逢生，立即从剿共战场上调出8个师，再加上从南京调来的87、88两个师，合计10个师的兵力；交由大将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指挥，分别从赣东和浙西压向福建。
年1月5日，战事爆发；中央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延平、水口等福州外围要点；包围并迫降了古田守军。
古田一丢，福州外围防御体系被打破，国军开始向福州推进。
重压之下，福州城里的一帮子，立刻慌乱起来。
其实如果让在下看，陈铭枢这次举事，就如同赵本山小品《捐助》中的一个桥段——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谁家大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对，就是“谁家大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句话。
且不说国难当头，另立政府搞分裂，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退一万步说，就算老陈你要搞事，怎么着也得认真准备一下吧；可这位陈老大什么都没准备。不知道是不是脱下军装，穿上长衫后，这伙计的脑子也跟着进了水，反正不论是判断，还是指挥简直跟小孩儿过家家一样，出的招没一个不烂的。
既然你不准备，那就准备失败吧。
拿下古田，中央军张治中部一路直奔福州而来；而卫立煌和蒋鼎文则兵分两路插向19路军后方。同时，蒋公还调来了国府的海军，先后占领长门、马尾两要塞；并在厦门市长黄强配合下接收厦门。
仗刚开打，陈铭枢等人便陷入了四面楚歌。
形势不利，“新政府”只得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战条件：“海军守中立”；“中央军在距福州十英里之线停止”、“福州治安交由海军陆战队接收”。
但此时，蒋公已经决心要毕其功于一役，不为所动，下令张、卫、蒋等部加紧对19路军的进攻。
年1月16日，开战仅10天，中央军便进占福州；19路军撤向闽南。
接下来，19路军便开始了一路溃败。
1月17日，刘戡的83师进至仙游；次日，第9、10两师抵达，截住南逃的19路军，双方大打出手，19路军“蒙受巨创，士气沮丧，致入于不堪再战之境地”。
1月20日，中央军占领莆田；19路军残部向泉州溃退。
1月21日，中央军第3师由厦门嵩屿登陆，对泉州一带的19路军形成南北夹击态势。
陈、蒋、蔡等见大势已去，被迫离开部队，所部随即向平叛军请降；此时，距陈铭枢举事，仅仅2个月时间。
蒋公随后对19路军进行整饬，该部师旅团营一级的领导层一体换上黄埔系军官，实现了中央化，19路军再次回归国府部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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